后藤新平，1900年厦门事件日本为何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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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0年厦门事件日本为何会失败
2，后藤新平的满铁总裁
3，最惨烈卑鄙的恐怖袭击日本人为什么炸死

1，1900年厦门事件日本为何会失败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脱亚入欧”，跑步向帝国主义列强行列迈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积极实施“大陆政策”，将侵略黑手伸向亚洲大陆。1874年吞并琉球国，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夺取了台湾，初步地实现了独霸亚洲，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但是，日本的兽欲不会就此餍足。初步的战果，刺激了他的胃口，他们妄想要跨过海峡，获取更多的中国领土。上图_ 桂太郎（1848年1月4日－1913年10月10日）日本近代政治家，军事家得陇望蜀1896年，日本驻台湾总督桂太郎就策划夺取台海对岸福建，从而使台湾海峡变成日本内海，并计划首先获取闽南重要港口厦门。他向日本政府提交的《经略华南与南洋大纲》就写道：“欲确立经略台湾的方针，必须实施南清（华南）的经略，欲实行南清之经略，必须有经略福建及厦门之实。”于是1896年10月，日本便强迫清政府签订《公立文凭》，允许日本在厦门划定租界。1897年3月，日本提出租借鼓浪屿西北部面对嵩屿的沿海地带10万坪的土地和厦门本岛西南端虎头山一带12万坪的土地，由此把持九龙江入海口和厦门港北水道两大水路动脉。但由于受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其他列强的抵制，未能得逞。但日本并未就此罢手。并酝酿着下一步的计划。上图_ 厦门海港的苦力们搬运行李——陈亚元先生收藏1898年桂太郎的继任儿玉源太郎继续着前任的步伐，谋划“于厦门确立优势之时，我帝国在东洋专有恰如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之同样势力。”三军未动，情报先行，为此儿玉派台湾民政局长后藤新平于1900年初来福建进行了调查，安插特务眼线，制定前期计划，“由领事兼任邮电局长，使其处理常务”，“由总督府提供津贴，每年向寄留于福州鼓山涌泉寺的本邦禅宗细野南岳提供一千圆”。台湾殖民政府的建议得到了日本朝廷的应许，“台湾与清国福建省关系颇厚，随着彼我交涉次数频繁，为统治台湾，确有调查该省事务之必要。”如此，日本政府紧锣密鼓地做着夺取厦门的事先准备，箭在弦上，一有风吹草动，就要动手了。上图_ 1894年7月，旅顺港内，北洋水师主力航艇“全家福”趁火打劫甲午之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实力大衰。西方列强趁此机会，纷纷来中国跑马圈地，划定势力范围，抢占“租借地”。洋大人在中华大地横行无忌，激起了中国人民反抗的怒火，从而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为彻底征服中国人民，让清政府成为洋人“守土官长”，1900年，列强组成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华夏大地，再遭劫难。就此，日本帝国主义以为遇上了“天赐良机”，正好可以趁火打劫，把厦门收入囊中了。1900年6月，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和泉、紫筑两艘军舰，以厦门为母港，巡弋澳门以北、舟山群岛以南海域。1900年8月8日，又派遣高千穗号巡洋舰进入厦门。儿玉源太郎致电参谋次长寺内正毅，说清政府向厦门输送武器，又有“拳匪”进入厦门，要日本马上动手。上图_ 日本军舰“高千穗”号1900年8月10日，日本内阁召开秘密会议，在陆军大臣桂太郎、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的推动下，通过了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制定的攻占厦门乃至整个福建的行动计划。海军总务长齐藤实当天的日记中，记录了计划的详细内容:“高千穗与和泉应停泊在厦门与鼓浪屿之间，一只炮击炮台，另一只则炮击牙城，而使陆战队易于陆战队易于陆续攻占炮台……厦门秩序一乱，福州府及闽江一带预料亦将发生骚动，故现在便要编成一只陆军驻扎基隆，伺机移驻罗源湾，有该湾登陆占领背后之长门炮台与金瓯炮台，而于同一时间或稍后将福州府占领之。在其他炮台的占领如在陆海军协调之下，徐图渐进。”8月14日开始，随着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炮声，日本在台湾海峡调兵遣将，对军舰陆续下达了作战训令。福建沿海一时剑拔弩张，战云密布，就差一个借口成为导火索来引燃火药桶。上图_ “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陈亚元先生收藏）--厦门事件本愿寺事件如同后来九一八事件借口铁路被炸，七七事件借口士兵失踪，小日本大动干戈之前，都会找个茬来碰瓷。这回的借口是寺庙被烧。净土真宗是日本佛教的一个宗派，有严密的宗教组织，僧众可以结婚食肉。近代，西洋人在中国传教，东洋人也学来这套，在中国传播净土真宗。1896年，日本僧人水谷魁耀在厦门山仔顶街租了一套民房，用以布道传教，称“真宗大谷教本愿寺布教所”。1900年8月24日夜间，突然着起火来。日本当局马上发表声明，此系义和团“拳匪”所为，是针对日本和平侨民的恐怖袭击，于是马上对厦门采取军事行动，以保护“侨民”。上图_ 铜版东本愿寺图——选自稻叶昌丸,秃氏祐祥编《真宗温古图录》1900年8月25日，日舰高千穗号派出100名海军陆战队员登陆，抢占厦门岛内军事高地虎头山，并架设快炮两门瞄准厦门道台衙门。26日，又有150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在码头登陆。日本的军事行动，让厦门城内立马陷入了恐慌之中，根据时任美国驻厦门领事巴詹的记录：“受到威胁的恐慌在星期日26日的午夜仍在继续。至白天，数千名妇孺从城中逃出。在这一天，有8000人乘着大船小船往北逃，同时还有很多逃往本岛及内陆地区，这样不断地持续了48小时，大约有80000人背井离乡，其中许多人正惨遭城郊土匪的打劫。”“在华人中的恐慌有增无减，几乎所有的名门望族和富裕人家均已逃离，此地空余两三天前大火焚烧剩下的灰烬。”上图_ 慈禧（1835年—1908年）即孝钦显皇后“东南互保”下的清廷反应这时，清政府方面的反应如何呢？我们先来看看当时南方各省的情况。此时，慈禧太后已经和11国列强宣战。但当时控制南方各省的地方实力派督抚刘坤一、张之洞、许应骙、盛宣怀等人却不听朝廷调遣，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挟持下的“矫诏、乱诏”，跑去和西方列强们签署“互保协议”，保证所在辖区不会有“拳匪”渗入，镇压人民的反帝活动，通过帮助列强维护半殖民地“秩序”，来换取和列强之间的和平。史称“东南互保”。这样一来，日本一动手，当局反而一改过去畏敌如虎的作风，反而有了底气，地方大员们认为有着互保协议背书，日本的武装行为，势必会遭到西洋各国的干涉。一方面，李鸿章立即会同刘坤一、张之洞致电美英领事馆。另外一方面，向日本展示了少有的强硬态度，向日本提出了抗议：“请切商日政府，暂令止兵，和平商办。仍希速覆。”同时，下令驻厦军队做好作战准备。胡里山要塞的所有大炮都退去了炮衣，炮口对准日本军舰和日本领事馆。停泊在厦门的三艘中国军舰，海筹、海琛、玄凯也升火起锚，进入战备状态。上图_ 日本哨兵在厦门街道的哨位上——陈亚元先生收藏（厦门事件）列强干涉，美梦落空英美法德俄等西方列强们此时正打算共同瓜分中国，让中国变为各国共有的半殖民地，日本的这种单独行动，出兵厦门的行为，破坏了“东南互保”，自然引起了他们的不满。8月28日，日本继续从台湾向厦门调遣军队，四个中队的步兵和一个中队的炮兵、一个中队的工兵正从台湾运来，高雄、大岛两艘巡洋舰也开赴厦门增援。得知情况后，英美法三国驻日公使，就厦门问题联合向日本外务省抗议，谴责日本师出无名。并在军事上施加压力，计有“英舰三艘、德舰一艘、美舰一艘、俄舰一艘”驶入厦门。面对各方压力，日本被迫选择退让。英美是日本的债主，日本尚不敢得罪，在东北俄国和日本的矛盾已经尖锐，日本更不敢四面树敌。之前“三国干涉还辽”的事情，也给了日本一个教训。就在日本受到各国联合抗议的当天，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做出决定，停止在厦门的军事行动，日本占领厦门美梦就此落空。上图_ 德国炮艇“虎”(Tiger)号，在厦门港--陈亚元先生收藏国耻厦门总算保住了，但是西洋鬼子可不是什么大善人。他们吓跑了东洋鬼子之后，本着“利益一体均沾”的原则，防止厦门被某国独吞，要求清政府将鼓浪屿设为“公共租界”。1902年1月10日，由美国主导，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西班牙、丹麦、荷兰、瑞挪联盟、日本等9国驻厦门领事与清朝福建省兴泉永道台延年签订了《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鼓浪屿成了洋人治下的国中之国。国家要保证自己的领土主权，必须要自强自立，靠所谓的“国际调停”，“兼护”，结果只能是驱狼进虎，不能改变让人宰割的命运。作者：大狮子校正/编辑：莉莉丝参考资料：【1】《1900年“厦门事件”始末”》韩载茂《闽台文化交流》2010.4 【2】《日军厦门登陆事件与东南互保》秦岭复旦大学 2008.5【3】《“厦门事件”——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产物》胡晓丁《世界历史》 1991.4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1900年厦门事件日本为何会失败

2，后藤新平的满铁总裁

1906年，受儿玉源太郎的举荐，后藤新平出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首任总裁。期间更以“举王道之旗行霸道之术”，提出“文装的武备”这一殖民主义统治政策。使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经营扩张一步步发展起来。筹建满铁时，日本政府曾规定满铁受关东都督监督，同时还要受外交大臣的指挥，政府和现地军部均可干预其业务。对此，后藤新平强烈反对，他要求满铁兼任关东都督顾问，政府不干涉选任满铁副总裁和各理事，得到日本政府许可，总揽了日本在我东北的殖民统治大权。为更有效地掌握地方行政大权，他要求日本政府任命满铁副总裁为关东都督府民政长官。当时，满铁本社设在大连，关东都督府设于旅顺，日本政府偏重经营大连，默认了后藤新平的要求，确立了以大连为中心发展满铁事业的方针。由于设在旅顺的关东都督府由军部把持，军部到处设立“陆军用地”、“海军用地”的界牌，后藤新平指责旅顺患了“军人病”，提出“旅顺解放论”与军部相对抗。1908年，他又进一步提出“举王道之旗行霸道之术”的殖民政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发展殖民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以征服人心，构成潜在军备。大连的病院、旅顺工科大学、满铁中央试验所以及新闻机构等设施，都是他的殖民政策的产物。此后，满铁以大连为殖民扩张轴心，把投资重点放在大连，扶植南满铁路的运营，续建、扩建大连港口，大力发展工业，开展贸易，兴办教育，使大连按照他设计的殖民地模式发展起来。 1904年初日俄战争爆发前，后藤新平从德国一著名钢铁厂重金奖赏的论文“国家与性格”中得到了某种启示。该文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如果德国与法国反目，将会削弱欧洲；趁机而入的不是俄罗斯，而是美国。因此德国在强化陆军参谋部之机，要准备应对越发激烈的经济战争，设立综合的经济参谋部，与法国携手重振欧洲，抵御美国”。此篇文章给后藤新平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其拓展殖民统治，加大日本经济势力的野心由此再次得到膨胀。因而其迫不及待的把该文全篇译出，送给了当时的陆军大将儿玉源太郎。应当说，儿玉源太郎通过该篇文章对后藤新平有了更新的认识。而当日俄战争的硝烟还在弥漫于辽东半岛的上空的时候，后藤新平受内阁总理大臣桂太郎的指派来到日本满洲军参谋部慰问儿玉源太郎。席间，二人的话题重点谈论了战后经营中国辽东半岛一事，后藤新平坚决的主张：“必须重点经营铁路，要从全局出发……，准备与俄国进行再次的交战。”儿玉源太郎在后来谈论这次面谈的事情时无不感慨地讲到，他从来没有听到能像后藤新平这样“从胜败得失中来谈论如何经营满洲的方针，并且是如此的翔实周密”。后藤新平向儿玉源太郎面议经营满洲的方针，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四点：第一，经营铁路；第二，开发煤矿；第三，移民；第四，发展畜牧业。后藤新平的这种“满洲经营论”后来又进一步演变成“对满洲文治的军备论”。后藤新平的“满洲经营论”与日本政府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可谓是一拍即合。还在日俄战争进行之中，日本政府就已积极策划开始对辽南和大连地区进行军事管制式的行政统治。1904年4月17日，日本东京大本营设置满洲军政委员会。该军政委员会的出笼，是战时的大连地区进入到边战边管的军政合一的统治时期。1906年1月，日本西园寺公望内阁为了加快对中国辽南地区的经济开发，由外交、财政、邮电等部门合议组成“满洲经营调查委员会”，曾在日俄战争时期担任日本满洲军总参谋长的儿玉源太郎出任该委员会的委员长。“满洲经营调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谋划对中国东北（重点是辽南及大连地区）的殖民扩张、经济掠夺的战略计划及施政方案和政策。日俄战争的结束，让日本政府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加速对中国东北地区丰富资源的开发，以满足日本国内日益贫乏的资源的需求，是至关重要的。要完成这样一个庞大的计划，仅有一个指导机关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具体的实施部门来加以完成。而此时后藤新平所一贯坚持的：经营和开发满洲需以铁路为中心的主张，随着日俄媾和条约的签定，沙俄将从长春宽城子至旅顺的铁路和一切支路、铁路内所附属的一切权利与财产、铁路内所附属的一切煤矿，不受补偿以中国清政府允许为名全部转让给日本，从而使日本取得南满铁路的垄断事实，在日本朝野上下得到共鸣。而在20世纪的初叶，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境内修筑了诸多的铁路，如沙俄在东北所建的东清铁路，德国在山东修建的胶济铁路，英国在云南修建的连结缅甸的滇缅铁路，法国在云南、广东至越南间修建的滇越铁路等，这些铁路“决非仅图交通之便利”。犹如一根根吸血管，在吮吸掠夺着中国丰富的矿产资源。这些都对日本政府进一步坚定其在中国东北的经济掠夺起到了彰显的作用。在对南满铁路如何经营的问题上，儿玉源太郎与后藤新平的想法是一致的，他们极力主张给予“官营”。这可在由儿玉源太郎委托后藤新平拟订的《经营满洲策略概要》一书中得到明确的答案：“经营满洲唯一的秘诀就是表面上装做经营铁路，暗地里则需要充实各种设施。根据这一秘诀，租借地内的统治机构和经营铁路机构要截然分开，经营铁路的机构必须装做除铁路之外，与政治、军事全然无关。……作为经营铁路的机构要另立满洲铁道厅，把它作为政治的直辖机构，负责经营铁路，守备路线，开采矿山，奖励移民，建立地方警察，改良农工，与俄国、清政府交涉事宜及整理军事情报工作，平时监管培训铁路人员的技术教育”。此种建议一经提出，即刻遭到来自外务省和大藏省的强烈反对。他们竭力主张以“民营”的方式为妥，既以股份公司的形式来经营满洲铁路。他们认为：根据《朴茨茅斯和约》和《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中的规定，南满铁路“仅限于为工商业目的经营”。因此，以私营公司的名义经营更适宜，而不应以政府的名义采取官营方式来加以经营。否则，明目张胆地违反国际条约，很可能要遭到美英等债权国的干涉，中国政府也可能会借机提出新的要求，如果采取公司形式经营满洲铁路，还可以避免耸动中国和各国的视听，有利于取得所谓“中日合作经营满洲”的实效，避免将来发生变故时被当成国有财产而遭到占领没收，并能避免议会的干涉，保持会计的独立。在经过争辩以后，日本政府最终综合了双方的意见，决定满铁在采取以公司形式出现的同时，实行以经营铁路为中心，综合经营其它各种事业的方针。遂于1906年6月7日，明治天皇以142号敕令，公布了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文件，该文件共计22条款项。7月13日又成立了以儿玉源太郎为委员长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设立委员会”。由于儿玉源太郎一直把后藤新平所建议的经营满洲的方略牢记于心中，因此他也就力荐后藤新平为满铁总裁的最佳人选。7月22日晚，儿玉源太郎约见后藤新平，进行说服。23日下午，后藤新平离开儿玉源太郎的府宅。当晚儿玉源太郎突然暴死。听到消息，此时的后藤新平顿有大厦将倾的感觉。出于他狡诈的心态便迫不及待地向儿玉源太郎的继任者寺内正毅抛出以“满铁总裁隶属关东都督府之下，同时作为都督府顾问，在外务大臣监督下，参与都督府的一切行政”为条件，答应出任满铁首任总裁一职。1906年8月1日，就在后藤新平答应出任满铁总裁之后，日本政府递信大臣山县伊三郎、大藏大臣阪谷芳郎、外务大臣林董以秘铁第14号文件向满铁设立委员会发布了命令书。在这部命令书中将142号敕令里所不宜表述的重要内容做了详尽的描述。1906年8月10日，满铁设立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8月18日，日本政府批准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章程。11月11日，正式任命后藤新平为首任总裁。11月26 日在日本东京召开了成立大会。1907年3月5日满铁总部由日本东京迁到大连。4月1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正式开始营业。后藤新平作为满铁的首任总裁到其卸任（1908年7月）总计不足二年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中，他以一个“殖民地经营家”的角色，制定了满铁的基本发展方向，同时他也参与制定了大连城市的建设发展规划。依据满铁公司章程规定，满铁最初的资本总额为2亿元，共分1百万股。非中日两国政府及人士不得认购入股，其中日本政府认购50万股，合计1亿元。但实际上日本政府并没有掏出一分钱，而是以沙俄在日俄战争失败后交给日本的铁路经营权、矿山开采权及附属地的一切财产充之。另1亿元，以2000万元招募股份，8000万元发行招募“满铁”债券来解决。其中招募的股份每股200元，共10万股。但在日本政府的操作下，这10万股的民间股东人数多达10912人。这样以来，就使得民间股东难以集成力量行使股东权，从而为日本政府行使对“满铁”的绝对控制权提供了最为安全的保障。今天，人们从其资本运营及日本政府的命令和满铁公司章程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虽然在表面上是一个“民营公司性的组织”但绝非是自由的企业。它是一个要严格按照国家特殊要求和规定来予以运做的强有力公司。是非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在满铁组织内的每一个细胞中都体现出它是代表日本政府意志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国策会社”，是日本侵华的重要机构。后藤新平就更是非常露骨狂妄地宣称，要把满铁建成“帝国殖民政策和我（日本）帝国发展的先锋队” 后藤新平主政满铁之后，立即全面实施发展计划，在坚持以铁路为主的前提下，将其经营触角迅速地伸延到海港的经营、海运的经营、旅馆服务的经营、煤矿的经营、电气的经营以及瓦斯和铁路沿线城市市政建设等方面上来。而且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其中尤以铁路的收益颇丰。满铁公司最初接手的铁路有长大、安奉两大干线。到了1911年时，仅安奉一线就累计运送乘客569 599人，运送货物654 431吨，总收入达1 284 437元。仅铁路运输一项收入就达到了19 907 456元，赢利12 060534元，与满铁成立之日形成天壤之别。有资料统计，在满铁经营的当年其总收入就达到12 543 116元；第二年总收入达到了17 615 683元，此后满铁公司的收入逐年得到递增。后藤新平在就任满铁总裁一职后，根据自己在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的经验，竭力主张对中国东北全境的社会风俗习惯、农工商特点、交通和历史地理状况进行调查，以便制定出更加符合日本“经营满洲”的侵略政策。在他的亲自主持下，成立了“满铁调查部”。这一机构最终演变成为满铁最重要的部门之一。调查部在创立之初，工作的重点是放在对“经营满铁所需要的旧习调查及关东军事地志”的调查上。而后随着满铁业务领域的不断拓宽和发展，其调查范围有了更大的扩展，已经涉及到社会调查、情报搜集、资源调查、政策研究、历史地理以及当时中国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研究等方面。可以说他们的触角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后藤新平一方面在大连的满铁总部设立了“调查部”，同时，又在东京的分公司设置了“东亚经济调查局”。成立这一机构的目的是，“要解决日本及满蒙的经济问题，就必须要研究它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有的位置”。关于这一点，满铁总部的枭首们曾经于1914年以“绝密”的形式，下发了一份仅限于公司内部传阅的《东亚经济调查局发展刍议》的文件，在这部文件中，对调查局的未来作用就有了更进一步的阐述：一、研究西洋文明国家的殖民政策及经济社会的各种问题，不仅给满铁而且也要为本国政府机关提供参考资料，并且也可以和各国银行及企业交换研究资料。二、向世界各国介绍日本的殖民政策，如果外国对日本政策有所误解，调查局应负责解释；如果外国人提出质疑，该局要负责给予答复，藉以加强互相了解。东京分部“东亚经济调查局”的发展，可谓是一路高歌，最终被人们称其是“满铁的外务省”，甚至“显示出是日本的战略研究所的作用”。

后藤新平的满铁总裁

3，最惨烈卑鄙的恐怖袭击日本人为什么炸死

最惨烈卑鄙的恐怖袭击日本人为什么炸死张作霖1928年6月4日发生的“皇姑屯炸车案”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最为惨烈、最为卑鄙的恐怖袭击。袭击者是日本的军人，被袭击者是北洋政府末代元首。人所共知，张作霖出身草莽，他的发迹，充满了传奇色彩，更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年加入日本“东亚义勇军”，日俄战争中为日本出过力，在他几次陷入危机时刻都曾得到过日本的“援助”，日本也从他手中得到过一些想要的东西，日本也确曾对其扶植过、培养过，那么，日本为什么要炸死他?为了说清这一问题，笔者勾画了两条线。一条是日本对张作霖态度的变化轨迹：观望——希望——盼望——失望——绝望;一条是张作霖对日本的应对策略：取悦——画饼——口应——暗顶——明抗。两条线各分五段，看似平行，实为因果。因此，笔者将其合而为一。一、观望，自以为选择了一头高产的奶牛张作霖曾经是日本选中的代理人，简言之，他符合当时日本代理人的诸种要件。当时的日本没有占领东北，他需要的代理人首先必须是亲日者;第二，必须是反对革命者;第三，必须是有能力者;第四，必须是有野心但缺乏坚定信仰者。亲日者可远离英美;反对革命者即会反俄;有能力者值得支持;有野心者就有可能有独立倾向;无坚定信仰者多为唯利是图者，好利用。只有符合这几个要件，才可能成为代理人，才能成为有用的代理人，才能成为长期的代理人，才符合日本“先占领满洲”的国策。日本选择代理人是个复杂的过程，先后进入其视野的有清宗室善耆、蒙古叛匪巴布扎布、袁世凯的心腹段芝贵。但日本人很快发现,这些人都是扶不起的“阿斗”，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希望太小，风险太大。经过12年的观望，日本政府开始将更多的目光移向在东北较有实力的政府官员身上。如张作霖、冯德麟、袁金铠、于冲汉等人。为避免再次失败，日本政府于1916年6月派出重量级谋臣后藤新平，亲赴中国东北进行“政治考察”。他走访了各界人物，听取了各方面意见，对数位预选代理人情况进行摸底排查、比较分析，得出初步结论：张作霖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后藤新平认为：(1)张作霖“朝中无人”，在中国官场没有靠山可以依赖，地理上、政治上都远离中央，国家统一的概念淡漠，与中央易生枝节，日本调拨离间也就有了空间;(2)张作霖无官场经验，处理复杂问题就容易有漏洞，日本可以钻空子，有缝好下蛆;(3)张作霖根基在东北，有势力有能力，日本可借张氏之力外抵其他侵略者染指东北，内抗各种势力反日;(4)张无学问、无理论、无信仰，唯权是重，唯利是图，日本只要帮其固权获利，即可换来日本想要的东西;(5)张认识到了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有投靠日本之倾向;(6)张作霖有成为东北王之实力，一旦将未来的东北大权控制在手，东北成为日本禁脔为期不远。这一分析是否合乎实情不说，最起码合乎日本选择代理人的标准，同时，排除了只有臭名并无势力的善耆、有点实力但根基不在东北的巴布扎布、既无根基也无能力的政客段芝贵、老牌亲日派但“没有做大事资格”的冯德麟、只知亲日并无实力的光杆谋士袁金铠和于冲汉。几乎与后藤新平提出张作霖做日本在东北代理人的同时，张作霖的老相识寺内正毅于1916年10月上台组阁，日本即把援张定为国策。这项国策的制定，不是哪个人的个人意见，更不是感情用事之举，而是日本对张作霖长期观望、考察的结果。后藤新平提出的援张理由，每一条都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即张作霖以实际行动取悦了日本。张作霖究竟在哪些方面受到日本的赏识，除了后藤新平的分析之外，尚有数条：一是投靠日本时间久。早在1904年张作霖任“保险队”小头目时，即率手下仅有的27个人，加入了日本间谍组织“东亚义勇军”，为日本收集情报;二是誓言服从日本，反对民国统一东北。 1912年1月，张便亲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明确表态：身为东北人而附和南方人之共和，本人宁死不从。日本国如对本人有何指令，本人愿奋力效命。三是对沙俄怂恿的蒙古叛匪毫不手软，穷命追杀，花了三年多的时间，终将叛匪赶入俄境。日本观望张作霖12年，最后才下决心选定他为日本的代理人。因为日本人认为他反俄、反对统一、唯利是图、有野心无信仰、有自己无国家，这些最符合日本代理人的条件。二、希望，产生于给他一瓢水之后自从寺内正毅内阁定下“援助张作霖是最为上策”之后，日本基本结束了对张作霖的猜疑，转而扶植他。每遇关键时刻总是扶他一把，张作霖表现得也很乖，总是恰到好处地画张“饼”，作为回报。日本在没有选定张作霖之前，对东北的政策是“分而治之”。选定张作霖之后，日本改变了这种政策，因而，张作霖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在不费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就统一了东三省。许多人，包括个别学者都认为，张作霖的势力之所以膨胀得如此之快，是张作霖卖国求荣的结果。若不然，日本在东北的势力那么大，“分而治之”对日本最为有利，日本怎么那么愚蠢，看着张作霖膨胀而袖手旁观呢?得出这样结论者，多为不了解张作霖，也不了解日本的人。只有走近张作霖，走进那段历史的深处，才能理解日本为何坐视张作霖势力膨胀。日本援张国策的制定，是经过长期的考察，最后经号称日本政治理论家的后藤新平系统阐述才确定下来的。执行“援张国策”最坚决的人多为张作霖身边的日本顾问。仅此一点，足以证明了解历史必须走入历史的深处。如张作霖图谋黑龙江前，远离张作霖的日本人指斥张得陇望蜀，张作霖日本顾问菊池马上站出来向政府建议：得陇望蜀是人之常情，只有在此时此刻，支持张作霖，对日本的将来才大有益处。菊池之所以如此建议，一是维护日本的国策;二是顺水推舟;三是比较分析的结果。包括援张国策的制定，也是日本顺水推舟之举，是在东北找不出第二人选的无奈之举。历史是由细节构成的，细节决定成败;人是感情和智慧的动物，忽略了细节，去除了感情，摒弃了智慧，就没有办法正确地理解历史，理解人物。另外，要想奶牛多产奶，就得先把奶牛养肥。1925年，郭松龄举兵反奉，张作霖大难临头，连老百姓都纷纷议论：“奉军黄到脖子上了”(当时奉军与郭军交战，无法识别敌我，为避免误伤，奉军每人脖子上围一块黄布)，意思是说快完蛋了。可松井七夫、町野武马、仪峨诚也等日本顾问围在张作霖身边，帮助出谋划策，不离不弃。为什么?一是因为张作霖下达的讨郭令，写得妙：“郭松龄与左派相提携，欲使中国赤化，为苏俄所用，实为东三省之公敌。”寥寥数语，即将郭松龄推向了日本的对立面。日本在东北最怕的就是苏俄，就是赤化。因此，松井七夫致电日本政府：郭松龄是纯粹的激进派。如果他接替张作霖进入奉天，将立刻废除一切条约，日本的所谓特殊权利，将归于零。二是日本关东军司令派出代表与郭谈判，提出“援助”条件：如果郭答应将金州、复州、海城、盖平等割让给日本，日本即给郭以便利。谈判破裂后，日本又转向张作霖，向张开出“援助”条件：承认日本人在满洲享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在东边道、洮昌道等城镇，设置日本领事馆等。张不假思索地说：“行、行。”张作霖两个“行”字，换来东山再起，也招来骂名;郭松龄一个“不”字，展现了气节，也导致全军覆没。日本援助张作霖，这次不是最大的一次，但它是最关键的一次。张作霖给日本人画的“饼”不是最大的一次，但它是最迅速的一次，迅速得连几秒的间隔时间都没有。张作霖每次画出的“饼”，都在日本人眼前放射出一道希望。三、盼望，要他产十瓢乳汁侵略者的野心总是大于它的胃口，总想以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大的回报。它把代理人既当坐骑来骑，又当奶牛来用。最野蛮的是它给牛喂一瓢水，却期盼着在牛身上挤出十瓢乳汁。牛渴的时候，你要求挤出多少乳汁它都能答应，因为它需要那瓢水延续生命。牛答应的时候，压根就没想兑现的事儿。这既是牛的聪明，也是驭牛者的愚蠢。郭松龄反奉事件在日本人的干预下，很快就平息下来。张作霖发表了一个声明，等于是给事件画个句号，对各方做个交代，也透露出几分忏悔的味道。声明承认由于连年内战，致使东北人民生灵涂炭，今后要修明内政，不再兴兵远征，以期与民休息。可不到两个月，张作霖以刚刚侦知郭松龄反奉是受国民军冯玉祥所鼓动为借口，再次举兵入关。张于1926年6月底到达北京，布置完作战任务，郭松龄之变的那幕场景又浮现在脑海之中，尤其是他随口说出的那两个“行”字，一想就觉得悔不当初。那商租权和杂居权不是“二十一条”里的内容吗?如果日本得到了这两个权利，自己岂不成了罪人?越想越后悔。尽管来京之前，他已经密嘱省长王永江找省议会议长张成箕召集议会，在法律上否定对日本的允诺。张本人也和日本领事当面说过，杂居权问题和土地商租问题往后推一推，等风头过去再谈。张作霖在北京待不下去了，一定要亲自到日本关东军的大本营走一趟，将此事做个了断。7月18日，进攻冯玉祥的南口战役已经打响，张作霖顾不得这些，起身返奉。回到奉天的第一件事，即将存在日本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里的500万日金统统取了出来，带着现金驱车直奔大连、旅顺。到了大连、旅顺，张亲自登门拜访日本关东厅长官儿玉、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和满铁社长松岗洋右。对日本在郭松龄反奉时对奉军的帮助表示感谢，并借机极力强调郭松龄赤化、郭进攻奉天是受苏俄指使，郭名义上是反奉，实际上是为苏俄争夺对东北的控制权。言下之意，郭是代表苏俄和日本争夺东北，张因为和日本站在一起，维护日本的利益，才遭此一劫。没说出来的话是：你们援助我其实是在援助你们自己，郭打我，是因为我先帮助了你们日本，我替你们效命，你们还跟我要什么好处?张作霖其实心里十分明白，郭松龄反奉和苏俄没有任何关系。郭在1925年11月30日发表的政见通电中，特别提到，是因为东北“赤化勃兴，苍生战栗”，他才举兵讨伐祸首张作霖。在新民发表的《告奉天父老书》中，还提出，郭军一旦获胜，立即进行改弦更张，重新治奉，治奉方针共十项，其中一项是“节制资本，以消除赤化隐患”。可见，郭不仅与苏俄没有联系，还明确反苏。张作霖宣扬郭赤化的目的是淡化郭反张，故意将郭说成亲苏反日，以降低日本援张阻郭的分量，为不履行战争中他对日本的允诺做铺垫。张作霖在临别时，将带去的500万日金交给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以此答谢日本助张出力人员。并表示：张作霖受人一饭之恩，终身不忘，以此私款，聊以酬答日本协助好意。大连、旅顺之行，张作霖以为是棋高一招，亲自登门致谢，以示知恩图报;强调反赤，将日本人拴在一挂车上;以私款酬答，突显日本帮助的是他个人，而非东北，将公事化为私事。其目的不言而喻，你帮了我，我酬谢了你，此事应该到此结束，不要再提什么兑现承诺了。回到奉天，张对其左右说得更为直白：“日本人这次帮我……应该有个报答，我张作霖受日本人的好处，只有拿出自己的财物来报答他，我将日本银行的存款，全数赠送，表示我的全心全力。日本人如果另有要求，只要是张作霖个人所有，我决不吝啬，但国家的权利，中国人共有的财产，我不敢随便慷他人之慨，我是东北的当家人，我得替中国人保护这份财产，不负他们的付托!”自日本将援张定为国策的10余年里，张经历了数次危机，得到过日本不少的支持，每次支持前，日本都无一例外地提出要求，但张作霖当时所答应日本的要求，事后多不履行。有人说，这是张作霖草莽生涯中形成的习惯。也有人说，日本人把张作霖当作奶牛，给他一瓢水，就要他奉献十瓢奶。哪能挤得出来呀?不履行是因为履行不了!挤不出奶，答应的事不办，日本人当然不满，后来日本关东军炸死张作霖不能说与此无关。四、失望，他只钟情脚下的那片土地张作霖和日本打交道一共24年，以1916年张作霖执掌奉天为界，前后分为两个不同阶段，恰好每个阶段各12年。前12年，张作霖对日本以巴结、逢迎为主，日本对张作霖以观察、考验为主;后12年，主要是互相利用，在互相利用的过程中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矛盾，日本对张作霖主要是控制与索取，张作霖对日本则主要是摆脱与抵制。张作霖对日本的控制和贪婪地索取逐渐由忍耐走向反抗，日本对张作霖的摆脱与抵制则逐渐由希望走向失望。没有希望也就没有失望。日本最希望什么?希望从张作霖手里得到更多的土地商租权、铁路控制权;希望他只买日本的军火、只聘日本顾问;希望他割断与中央的联系，实行满蒙独立……土地、铁路、军火、顾问、独立，是日本最想要的，可张作霖只钟情他脚下的那片土地，这五样，他一样都没有给，令日本大失所望。到手的“三权”被废了，日本人哑巴吃黄连日本依据“二十一条”附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攫取了在“南满”及东蒙的土地商租权、杂居权、合办农业及附随工业权。这“三权”，说白了就是日本一点一点蚕食、一块块吞并、化整为零、分步推进、不显山不露水、缓慢而实际、和平而险恶、用非军事手段占领东北的关键步骤之一，它比武装占领更阴险。张作霖对此严重性了如指掌，但要阻止这种和平占领，难度极大。一是日本决心大，不会轻易放弃;二是有两国中央政府的法律条文作为依据，很难找到拒绝的理由;三是不易引起其他国家的注意，不可能借力打力;四是有的中国土地所有者为贪图租金之小利，不顾国家利益愿意租让。上有中央政府条约，下有地主配合，外无力量可借，内少可拒之理，张作霖作为地方政府官员，欲阻止日本的和平占领，难度可想而知。张作霖就是张作霖，他采取建议中央与日本交涉、总体不否具体否、密令否明令等一系列手段，硬是顶住了压力，使日本和平占领东北的阴谋，处处受阻，终归破产。牵着中央鼻子走。张作霖发现奉天太平寺和尚擅自将寺产租给了日本人。他立即致电北京国务院，要求中央政府与日本政府定明，有民国执照的方可出租，其他租照、地册及一切不正当之契约均归无效。此招等于釜底抽薪，甚是厉害。因为国有土地，包括矿山、森林、草原等，私人不可能有执照。另外，多数地方还没来得及颁发执照，有民国执照者寥寥无几。这就等于在法律上保证了东北绝大部分土地不可能被蚕食。北洋政府也看明白了张作霖此条建议所隐藏的玄机，大加赞赏，称其为“正本清源之法”。但张作霖觉得上述措施仍然不够彻底，再次致电北洋政府外交部：“请将前电验明民国执照一语删除，暂定为日人商租须在该产坐落地方报明县知事，查无纠葛，始准立契。”这样一来，把唯一可能以民国执照出租土地的路也堵上了大半，“报明”官府，官府就有了控制权，查无纠葛，谁查?自然是官府去查?中国的私人土地哪块查不出来“纠葛”?有无纠葛，谁来认定?自然都是张作霖控制下的地方政府。这样，中央给予日本的“三权”，张通过两次建议，两次釜底抽薪，将“三权”控制在了自己手里。总体承认具体否。中央签订了“二十一条”，张作霖作为政府官员无权废止，但为保住土地不被日本人占领，只能在法理层面进行抵制。他组织法律专家制定了一系列地方规章，以“小法”对“大法”。如《租用地亩规则》规定：“下列土地不得租用：所有权未定者，依法禁止耕种或建筑者，荒地和未经查报登记者，与林地纠葛未经勘定者，买卖不明或盗典盗押者，若有土地租佃关系发生，中国地方官署有权令其解约”。总体上没有拒绝中央的条约，实际上予以具体否定。重拳惩治出租者。张作霖执掌奉天后，日本不断向其施压，要求兑现“二十一条”中涉及东北的各项条款。张作霖一方面与日本虚与委蛇，一方面下达禁止和限制日本的训令。鉴于与日本的微妙关系，张作霖所发训令，都以秘密训令的形式下发。如1917年底，张发出训令：“本省长根据奉天省议会决议，训令省内各县转令各地方，自明年1月1日起，人民商贾等不得将土地私租与外人，不得以地契等证据为抵押，向外人私自借款。否则，上述行为一经发现，将以盗卖国土罪及私借外债罪论处。”在中国还有比“卖国”更重的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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